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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作者：黄修毅

　　原题：《抗战中的戴笠》

　　情报工作多是采取秘密行动，导致“间谍王”戴笠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人。在此前，关于他的出版作品虽多，但多半都是负面评价和八卦轶事，其是非功过也就任人评价诠释。在这些公开的情报档案里，我们可一窥戴笠的神秘一生，看到一个去标签化、去政治化的戴笠，还这个“间谍王”一个真实的面目。

　　在美国国防情报局“中国第373号”档案中，有此记录：“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，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。”

　　这个行健如马，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，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“戴先生来了”，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。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，径呼其就坐，“是雨农啊”。

　　此人就是戴笠，雨农是他的表字。他本名叫戴春风，“戴笠”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，取自诗句“卿虽乘车我戴笠”，但旁人多理解为，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“戴斗笠的人”。

　　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，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，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，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。而吊诡的是，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，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。

　　伴于君侧，而为鹰犬。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、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，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，为人残酷少恩门兴联手法国球队，胜负悬念令人期待；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、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，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。

　　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，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，至今不歇。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，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，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，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。

　　老板

　　死后二十年，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。在“文革”中不少“批刘批邓”的大字报中，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“戴笠的爪牙”；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，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：“若雨农不死，不至失大陆”。

　　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，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，谬误之处甚多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，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。

　　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，美国学者魏斐德（Frederic Wakeman）所作的《间谍王――戴笠与中国特工》为戴笠研究的“集大成者”，但该书所引用的，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《戴雨农先生年谱》和1970年的《中美合作所志》外，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。

　　戴笠的军统局，在八年抗战中，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。扩张之速，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。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：“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，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‘克格勃’式的制裁，在战场上则发挥着‘中情局’般的作用。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，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。”

　　据陈恭澍记述，“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，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，比所有刑法、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。这其中的第一条，就是‘不许脱离掌握’。”

　　在军统局内部，无论公开还是私下，戴笠被手下呼作“戴老板”。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，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；在沦陷区，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，直接听命于他；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，遍及南洋，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--在台湾“国史馆”新解密的《军情战报》一书中，就记载着“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”一事。

　　1941年12月，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，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。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，英、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，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。

　　据《军情战报》第273页的档案显示，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，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。

　　在《军情战报》中，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。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，怨英国人“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，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”，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。

　　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，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。据魏斐德在《间谍王》一书所述，作为戴笠的“副手”，他（梅勒斯）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“希姆莱”恶名的人，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。

　　中美合作所

　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，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难以摆脱恶名，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。据1950年2月31日《上海日报》载，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“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，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”。

　　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，由戴笠担任主任，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。

　　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“魔窟”， 被描绘成“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，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”。《红岩》里江姐就义前，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：“怎么？你害怕了？你们‘中美合作所’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！”其实，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，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。

　　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，是“戴老板”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。他的部下沈醉（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），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，却用“主奴”来加以描述。

　　从台湾“国史馆”出版的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》中的档案观之，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，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。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，“机构设置上，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、一美方组长”，“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”。

　　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：分享军事情报，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，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、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。作为条件，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。

　　《军情战报》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，戴笠多次提及相比“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”的英国人，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。

　　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。在谈话中，戴笠向梅勒斯交涉，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，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。

　　梅解释说：“每破译一种秘电码，需四十男人二女人，需时六月，及有庞大之机器，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”。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，要求美方派人“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”。

　　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，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：“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，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。但其弊端在于，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，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。”

　　美方的物资援助，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。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，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。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，魏德迈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）讽刺戴笠：“你们是想趁此机会，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、浴缸到重庆来吗？”

　　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。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，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：“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，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。”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，徒费燃料。

　　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，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。每到圣诞节，必大宴美方人员，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，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。“圣诞淫乱派对”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。

　　军统“三巨头”之一的唐纵，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，他冷眼旁观戴笠，“临席前，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。”

　　忠仆

　　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，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，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。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，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；原中央调查统计局（即“中统”）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，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，投靠汪精卫。日降前夕，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，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。

　　魏斐德曾断言，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，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，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，也未发生过动摇。

　　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，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。西安事变，蒋有两次下野之虞。众人观望之际，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。在1936年12月13日，戴笠曾立下的遗嘱：“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，默察情形离死不远，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，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。”

　　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，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。早在“中山舰事件”，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，因打“小报告”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；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，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“力行社”（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“特务处”副处长），聚拢在蒋的身边。

　　西安事变后，“共同抗日”成为主流。戴笠在“特务处”时期的同僚，因不讳以“党卫队”的装扮示人，被讥为带有“极右翼独裁倾向”，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。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，反更进一步。西安事变后，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，“贵恙如何，甚念，盼早日康复”。

　　这是继“二次北伐”时赐字“艰苦卓绝”后，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。前次是表彰“劳模”，今次只差唤一声“爱卿”了！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：“我个人无政治立场，唯秉承领袖意旨，体念领袖苦心”。

　　当此际，蒋有三根命根子，经济上是孔祥熙，外交上是蒋夫人宋美龄，内务是戴笠。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“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”：蒋夫人是蒋的解药，孔是蒋夫人的解药，唯独孔无人制约。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“小报告”，把孔的“小辫子”捏在蒋手里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。

　　“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”，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，便窥得的机窍。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，更足资为凭。

　　戴和宋联手之后，他的“小报告”内容之深广，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。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，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。

　　《军情战报》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，在日军进占广州时，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。还是戴笠，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，密电宋子文“对美须速派大员”。

　　中美合作所的成立，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。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，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、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（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）签署。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，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。

　　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，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，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，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。

　　防共

　　1944年，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，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。

　　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，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“忠义救国军”，充任“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”。此情在《忠义救国军》中，得以披露，戴笠曾下手令“准抽调安我华（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）部队，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”。

　　1944年9月，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，神经高度紧张，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。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“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”。

　　戴笠在电文中提到，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“有七十万之众”，使美“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”。同年9月22日，戴笠即电胡宗南“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”，此节也收录在《军情战报》中。

　　“敌寇（日军）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（东南亚）部队，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，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（共产党部队）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，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”。

　　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，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，就和在江浙打流（无业，在外游荡）的戴笠相识。戴笠称“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”。发迹后，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；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，则是胡宗南的旧部。

　　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，深得蒋的信任，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。抗战期间，他屯兵西北、封锁陕甘宁边区，是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军事主力。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，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。

　　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，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，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，身受过其好处，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。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“匹夫有责”论，又野心勃勃地想要“以天下为己任”，立志“侍当世之明主”。

　　据《忠义救国军》“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”中记载，日降在即，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，戴笠亲令麾下“忠义救国军”，开赴京沪、京杭铁路沿线，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。

　　苏南的沙家浜，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、新四军、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。在革命样板戏《沙家浜》中，阿庆嫂质问“忠义救国军”的头领胡传魁，“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？”其实严格地说，他姓“戴”。

　　此次档案解密，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“忠义救国军”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。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：“‘忠义救国军’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，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，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，是乌合之众。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。”

　　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“忠义救国军”鞭长莫及，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、杭州、宁波等大城市接防，特上书蒋介石，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。《军情战报》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，向“领袖”表明心迹：“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，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。”

　　为此，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，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，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。“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，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，因四明山一带匪军（共产党部队）正图进入宁波也”。

　　戴笠的“盘外招”，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，处处受到掣肘。对此，周恩来也承认：“戴笠之死，共产党的革命，可以提前十年成功！”

　　崩盘

　　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，内战尚未开打。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，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。戴笠这一死，军统局即四分五裂，他留下的“家业”短时间内十去七八，则是早有预兆。

　　1945年国民党八大，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“国务委员”，他予以坚辞。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，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“希姆莱”，但他自知军统的“房子很大，柱头很小”，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。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，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。

　　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、“忠义救国军”等20万众，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，必然要另寻出路。战时他插手的交通、警察、缉私等公开部门，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。

　　在经济领域，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，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。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，一直怀恨在心，“生平最恨捏造是非，蒙上欺下之宵小”。

　　在军事领域，戴笠把“耳目”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，在军队中素有积怨。《军情战报》显示，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，戴笠曾致电蒋中正，说“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”；又因“属下援女求欢”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，并明电胡宗南，“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”，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。

　　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（时任军政部部长）在日军投降后，成为力主撤销“忠义救国军”的动议者。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，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，“面向陈辞公（陈诚）有所陈述”，劝其“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（军事），方能分校长之忧”。如今解密的《忠义救国军》中，载有1945年10月“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”。

　　“‘忍耐’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。”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。这也是那个时期，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。

　　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？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，戴笠曾向他夸口：“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，我早想好了，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，怎么样？”

　　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，在台湾“国史馆”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。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，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。戴笠特批“此款须另案实施”。

　　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，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。若如其所愿，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，他的“忠义救国军”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，又有何不可能呢？

　　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，让这一切付诸东流。他死后不出一月，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“忠义救国军”就在杜聿明、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，整编成了交警总队。军统“三巨头”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，自领全国警察总署。唯余“中美合作所”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，像尸骨上的小鬼，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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